谢光云，字书五，生于清嘉庆19年（1814），卒于清光绪19年（1893），享年80岁；徽州歙县漕溪人。谢光云一生业茶且颇有儒商风范，光绪20年被清廷封为奉政大夫。据谢氏家族后人回忆，谢光云文绉绉的很有书生味儿，在他业茶之初，有人担心他能否承担家族的传承。然而，谢光云不仅有守业之能耐，也有创业之才干；他在经商的过程中，充分展示和表现了他的智力和才能。他在经营父亲留给他的“晋康”茶号同时，还在族弟谢光荪的鼎立相助下，将“晋康”的茶叶生意拓展至江苏的江都、靖江一带，从而获取了较好的地缘效益。同时，他又采取集约化经营方式从事买卖活动，力图实现较高的集约效益。谢光云不只是单一的贩茶，而是集收购、加工、运输、销售以及设立茶庄于一体，这既保证了茶叶的质量，又节约了人力、物力；同时也把握了茶叶的购销信息。但是，谢光云并不满足或局限于茶叶流通，而是逐渐介入到了茶叶的加工生产；他在父亲谢高望的帮助下，先后在汤口等地开设了茶庄。尽管其“茶庄”规模不是很大，但是它犹如现在的茶叶精制厂一般，不仅仅收购鲜叶、毛茶，也进行精制加工。以致形成了集收购、加工、窨制、批发、零售于一体，经营范围遍及皖、浙、苏、辽、京诸省市，成为当时徽州的知名茶商之一。

    谢光云和许多徽州茶商一样，由于受当时的经济、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，再加上他从小就秉受传统文化教育与滋润，因而形成了比较完整且颇具“儒贾”特色的经营观念；这些都于他的经营活动及兴业发家，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谢光云和父亲谢高望一样，时时遵循“静观盈缩，善察低昂”的道理以及对市场预测和把握；他在进行茶叶贸易时，不仅是以“老六安”和“屯绿茶”为主，同时也参予到“漂广东、发洋财”的行列；同时还采取“乐观时变”的经营原则来应付茶市的变化。其时，国际、国内的茶叶市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；徽州松萝茶类已经开始向屯绿茶类演变，并逐渐替代松萝茶并走向了世界。而“安茶”的销售却是因为由两广出口并外销东南亚，所以市场的销售一直很好；同时，“安茶”茶号茶庄的兴起也极大的刺激了安茶的生产。谢光云“静观”茶叶“盈缩”的判断以及“善察”市场上销售变化的情况是准确的，所以他在“观时变，察低昂”之际加大了“老六安”和“屯绿茶”的生产量，调整和减少了“松萝”的销量。当时，“老六安”茶也称“安茶”，是一种半发酵的茶，制作方法介于红茶和绿茶之间，是从松萝茶衍化而来。而歙县民间在早期则是称“老六安”茶为“六安小篓”。茶叶专家胡浩川则认为：“以仿照六安茶之制造遂袭称安茶。”

    从地域上讲，安茶并非是祁门专有，歙县等地均有生产；因为当时的安茶销路较好，是主要的外销茶，徽州各地均有生产只是以祁门西南乡一带为盛。而“屯绿”茶在国际市场上一直是畅销茶品。谢光云根据市场供求的波动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进行生产、销售活动，说明他掌握了“静观盈缩，善察低昂”的经商之道并在应用中收到了效果。

    谢光云是一个“儒商”，他很注重子女的教育和培养，在儿子谢正安十多岁时，就让他一边在私塾读书，一边去茶庄里打杂。虽然谢正安不用像学徒工那样整天干活，但他也是按学徒工的规矩和要求，在茶庄里帮佣，从为师傅送茶、运茶学起；由于他刻苦勤奋，很快就熟悉了制茶的各道操作工艺。虽然那时的谢正安年龄还小，然受家世熏陶的他自幼对茶叶的诸方面兴趣强烈，加之常常动手伺弄，所以他不仅在茶号里学到了茶的知识，懂得并掌握了制茶的技术，这对于他日后的茶商生涯是大有裨益的。

    谢光云重视牌号（品牌）的意识也让他走在了同类商人的前面。谢光云的这种牌号（品牌）意识，体现在他将父亲谢高望传下来的“晋康”牌号；改为了“裕大”牌号。这种注重无形资产的做法，使得“谢裕大”牌号历经市场的洗礼后，成为了茶界的“老字号”；而这种品牌观念，也激励着谢氏家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进取。谢光云从事茶业生产、经营活动多年，但是他一直坚守着父亲谢高望传下来的“晋康”茶号。直到清同治年间，谢光云在儿子谢正安主持家政数年后，家族茶务活动日盛、“商务奋兴”之时，谢光云提出要新立一个牌号。谢光云在征求了族弟谢光荪等人及儿子谢正安的意见后，决定使用一个新的“谢裕大”牌号。为什么要立一个新茶号的名称？谢光云自有一番道理：他是想让儿子谢正安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茶叶牌号。在古徽州，儿子长大成人后一般都要自立门户，尽管家族里传下来的生意要承接，但是父亲与儿子之间、兄弟之间，做生意的收入支出都是要单立的；用今天的话来说是“独立核算”。另一方面，谢光云认为“晋康”牌号问世有70多年了，需要一个新的茶叶牌号以图新的建树和成就。据说，谢光云还特地请测字先生进行了爻卦。将新牌号取名“裕大”，再添加一个“谢”姓，就是要光宗耀祖、造福子孙，光前裕后、大展鸿图。此后，谢光云理内，种植、收购和加工茶叶；儿子谢正安襄于外，负责销售。然谢氏家族的“晋康”牌号却没有消失，她一直使用至民国时期。

    谢氏家族业茶至谢光云这一辈时，可谓是跌宕起伏……。清咸丰年间，太平天国的战乱之火在徽州全境蔓延了12年，给徽商带来的损失难以计数。曾国藩说：“皖南及江宁各属，市人肉以相食，或数十里野无耕种，村无炊烟”。清军借剿太平军之机“纵兵大掠，而全部窖藏一空”，太平军除残酷地焚、烧、杀、掳，其筹饷也波及徽商；而徽州地主阶级为“保卫乡土”又纷纷建立团练武装，所需经费全靠徽商解囊“捐助”。十余年的战乱使徽州受到毁灭性的破坏，房屋被烧，财产失尽，生命受到摧残。加之接踵而来的瘟疫和灾荒，使得人口锐减“男丁百无一二”；这于徽州各行各业的商家来说，不啻灭顶之灾。以致造成“干嘉之间，五乡富庶，楼台拔地，栋宇连云。兵燹以来，壮丽之居，一朝颓尽，败垣破瓦，满目萧然……；”徽商在人力、财力、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。而谢氏家族也是频遭不幸。谢光云的双亲和小儿子在逃难中遭瘟疫侵袭后病死，家族中的叔伯兄弟大都在兵燹战乱中死亡；庐舍被焚，多年积蓄一扫而空，家族财产损失殆尽。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，谢氏家族和其他徽商一样，生产、经营均困难重重，茶叶市场一落千丈；许多茶商退出了茶叶贸易，“茶行字号，百二十家仅存十家”。而此时的谢光云已是心力憔悴，只得让大儿子谢正安挑起了家庭重担。而谢正安面对“家业为之荡尽”之困境，亦是“誓欲重撑夫们户”重振家业并在以后的几十年开创了谢氏家族的新传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