詹世鸾 (1761~1839),字鸣和,徽州婺源庐坑人。据清光绪《婺源县志》记载:詹世鸾“资禀雄伟,见义勇为”;尤其是“佐父理旧业”且不负父望……。乾嘉年间,徽州茶商跨越千里,南下广州,以经营茶叶(主要是绿茶)贸易为主,他们将茶运入广东售给西方商人,转销外洋(俗称洋庄茶)。其间,有一些茶商与外商贸易时亦在船上进行,茶价由茶商报出,获利极厚。詹世鸾在广州的茶叶经营也相当成功,他多次运茶至广东,并依附“十三行”中的徽籍行商将茶销给外商,不仅是获利丰盛,也使“万孚”茶号的生意更为发达。
詹世鸾经营“万孚”茶号赚了钱以后,对于穷困乡亲,也是一掷千金,表现了徽商贾而好儒、坚持以儒术饰贾事、诚实守信、以义为先的特色。据《婺源县志》卷33《人物•义行》记载:詹世鸾“壬午贾于粤东,关外遭回禄,茶商窘,不得归,多告贷,鸾慷慨赀助,不下万金。”道光二年(1822)广州发生一场火灾,许多徽商的茶叶化为灰烬,詹世鸾“慷慨赀助,不下万金”。同时,他对同乡会的资助也是大方;全力支持立文社、置祭田、建学宫、修会馆等众益事业。道光四年(1824),詹世鸾和在广州成功经商的俞冠芳、俞德隆、俞玉馨、洪长馨、朱凝芳等16位乡亲一起,创立了同乡互助义会。对此,光绪八年《婺源志》亦有记载:“道光四年(1824)詹世鸾捐银设立‘归原堂’,是年会内捐银二百两赈家乡水灾。”也就是说,在道光年间,在广州至少有17位徽州婺源茶商在广州成功站稳了脚跟,并且有经济能力来帮助徽州同乡。而“归原堂”这样的同乡会组织,就是他们在广州这个第二故乡对抗商业风险的自助、互助机构。他们虽然还没到“十三行”行商那样的商人级别,但他们却是为这些“十三行”行商提供茶叶。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徽州茶商的共同特点之一是:致富之后,不忘家乡,不忘做善事。詹世鸾贩卖茶叶发财后,将全家从徽州婺源迁进了广州,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。清光绪十年(1884),其孙子詹天佑在他编修的《徽婺庐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谱》中有着详尽的记述;詹世鸾于1816年迁居广州西门外十二甫(并购置了房屋),1820年,为了子孙便于参加本地的科举考试,詹世鸾在十二甫申请入籍,同年获准。当时,西关十二甫就属广州城南海县捕属(捕属是捕厅直接管辖,即广州城区)管辖,故詹世鸾申请入的是南海县籍。詹天佑编修的《家谱》不仅记录了祖上留下的有关徽州茶商的史料,他还将《婺源县志》记载的家族事迹等,也恭恭敬敬地抄录到《家谱》的相关页眉上;同时还抄列了“归原堂”创始人的名单。从记述中可知乾隆至光绪年间,有一批徽州茶商活跃在广东经商,他们当中有成功者,也有失败者。
詹世鸾去世后,家产分薄,其次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,广州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詹家传统的茶叶经营项目已经只有微利可图;到了詹世鸾儿子詹兴洪一代,茶叶生意已趋没落;詹兴洪只能是一边读书,一边种田,以维持家计。然这个普通茶商的家族,却培育了一位杰出的人物——“中国铁路之父”詹天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