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懋学（1539—1598），字行之，号中宇，徽州婺源人。隆庆二年进士，授抚州推官。万历初，为南京户科给事中；累迁南京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总理漕储。卒后被追赠工部尚书，谥号恭穆。余懋学为官时正直廉洁，尤在节减浮费，裁省开支等方面多有建树；他勤勉好学，多有著述，有《春秋蠢测》、《读史随笔》、《疏草》、《说颐》等传世。

    余懋学在《说颐》一书中提出了治茶的“九难三等”之说，竟然将“茶有九难” 提到治国之道的高度；这是他对于“茶”的一种全新认识和理解，也是他对于茶“道”的深刻认识和高度概括。唐人苏廪在《十六汤品》中曾有“茶有九难”之说；“一曰造，二曰别，三曰器，四曰火，五曰水，六曰炙，七曰末，八曰煮，九曰饮”；说白了就是制造、识别、器具、火力、水质、炙烤、捣碎、烤煮、品饮等九个方面的困难；这些是纯粹的饮茶之道。然而，余懋学却将纯粹的饮茶之道上升到了饮茶与治国之道。

    余懋学说：“茶有九难：阴采夜焙，非造也；嚼味嗅香，非别也；膏薪庖炭，非火也；飞湍壅潦，非水也；外熟内生，非炙也；碧粉漂尘，非末也；操艰搅逐，非煮也；夏兴冬废，非饮也；腻鼎腥瓯，非器也”。余懋学还说：“《觉林僧志》崇收茶三等：待客以惊雷荚，自奉以萱草带，供佛以紫茸香。谓最上以供佛，而最下以自奉也。治茶之道，与治国通。知‘九难’之说，则知所以任贤矣；知‘三等’之说，则知所以器使矣。”概言之，余懋学所说的茶有“九难”分别是：阴天采，夜间焙，则是制造不当；凭口嚼辨味，鼻闻辨香，则是鉴别不当；用沾染了膻气的锅与腥气的盆，则是器具不当；用有油烟的柴和烤过肉的炭，则是燃料不当；用流动很急或停滞不流的水，则是用水不当；烤得外熟内生，则是炙烤不当；捣得大细，成了绿色的粉末，则是捣碎不当；操作不熟练，搅动太急，则是烧煮不当；夏天才喝，而冬天不喝，则是饮用不当。而“惊雷荚”、“萱草带”和“紫茸香”这三等茶，分别是中等、下等和上等。“盖最上以供佛，而最下以自奉也；寺院执照佛教的规制和习惯，却是一直流传至今。

    余懋学认为，治茶之道与治国之道是相通的，则在于“任贤”与“器使”；“任贤”者如茶之“九难”，“器使”者如茶之“三等”。余懋学将“茶有九难三等”提到了治国之道的高度并给予诠释和阐述，可谓是得茶之“道”……。饮茶与治国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？历史上最懂茶道的徽宗皇帝，治国无方，被称为“昏德公”；同样是喝茶品茶赏茶爱茶嗜茶的乾隆皇帝，却是深知茶道主中和之理且“治国如沏茶”；这些都是令人深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