徽茶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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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08-11
徽州茶人小传:汪启淑
    汪启淑(1728~1799) 字慎仪,号秀峰;徽州歙县绵潭人。汪启淑久寓杭州,居住在钱塘横河桥小粉场,经营盐业。乾隆时以捐资入仕,历任工部都水司郎中、兵部职方司郎中。他性情古雅不群,工诗好古,与杭世骏、厉鹗、程晋芳、翁方钢等文人唱和;编著《撷芳集》等20多种图书。

    汪启淑嗜古有奇癖,酷爱印章,编辑《汉铜印丛》等印谱二十八种,可谓是古今无匹。其友人赠诗说:“吴下梁园迹已陈,飞鸿堂上惯留宾。”诗句是以西汉梁孝王刘武与司马相如、枚乘等人的交游,引出汪启淑与丁敬等印人的雅集酬唱。汪启淑不但喜欢藏印,而且有两册印集行世;《飞鸿堂印谱》是以求人治印为主,《讱庵集古印存》则多为所藏古印。在这册古印藏集里,有两方与茶有关的印,一方是“沦茶山人”,另一方是“茶癖”。“沦茶山人”印,朱文,圆形;“沦茶”者,可否理解成“沦陷”于茶而不可拔也?不得而知。至于“山人”,乃自谦之辞,尤其是古代,以“山人”自居的人大有人。从印文看,此印当为一枚隐逸者私藏的闲章,传达的是一种与茶相依、与山岚相伴,远荣华安贫素的处世哲学。另一“茶癖”印,方形。所谓茶癖者,大抵是始于痴迷以至成癖的境地。人无癖,不可交?一个“茶癖”之人自然是可交之人。时今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自称“茶癖”的人,在日常生活里会是什么样子?不过,在古书里出现过许多这样的人,读来煞是可爱。明代时期的闻龙在《茶笺》里谈及他的好朋友周文甫,此人“自少至老,茗碗熏炉,无时暂废。饮茶有定期:旦明、晏食、禺中,餔时、下舂、黄昏、凡六举”。如果说周文甫的“茶痴”程度还不算最高的话,那冒襄在《芥茶汇抄》里提到的“吴门七十四老”之一的朱汝圭,每天从早到晚不是洗涤茶器,就是口里念念不忘茶之香味;就连他走到大街上都会告诉陌生人,茶有多香。这样的人,大抵算得上是“茶癖”了吧?如是,汪启淑可否称作“茶癖”呢?!

    汪启淑有一首茶联曰:“胜事焚香煮茗,幽情种竹栽花。”汪启淑不仅仅是喜茶饮茶,他还凭借着富足的财力,酷收茶书史料;并筑“开万楼”、“飞鸿堂”藏书数千种。在他收藏的茶书中,有明代夏树芳《茶董》(二卷)。史料记载:汪启淑家藏本茶董二卷。树芳字茂卿,江阴人。是编杂录南北朝至宋、金茶事,不及采造煎试之法,但摭诗句启实,然疏漏特甚,舛误亦多。其曰《茶董》者,以《世说记》干宝为鬼之董狐,袭其文也。前有陈继儒序,卷首又题继儒补,其气类如是,则其书不足诘矣。但是,《茶董》则汇集了具有代表性的历代茶诗等,所以有着很高的收藏价值。而清代表刘源长《茶史》(二卷)也是汪启淑的家藏之本。刘源长字介祉,淮安人。是编上卷记茶品,下卷记饮茶,其分子目三十,冗碎殊甚。卷端题名,自称曰八十翁。盖暮年颐养,姑以寄意而已,不足以言著书也。然这并不影响汪启淑收藏茶史书籍的嗜好;因为这是一种爱好,也是一种精神寄托。而汪启淑的“花怜昨夜雨,茶忆故山泉”之诗句;应该是他思恋故乡的一种真实情感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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